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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正规网投2023-02-04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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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赴港澳旅游签注预约火爆春节临近多地提前掀起客流小高峰******

　　记者李昱丞

　　见习记者李如是王镜茹

　　近期，随着各地防疫措施不断优化调整，旅游行业信心明显恢复。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春运期间客流总量预计将达20.95亿人，同比增长99.5%，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0.3%。

　　目前来看，旅游公司正积极备战春节市场。二级市场方面，部分文旅板块上市公司股价已率先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业内认为，旅游业的恢复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游客的消费能力，市场复苏不会一蹴而就，旅游业相关公司也要积极探索转型之路，拓展中高端消费场景。

　　深圳福田出入境大厅

　　人气爆棚

　　1月11日上午，《证券日报》记者实地探访深圳福田出入境大厅，现场有大批市民前来办理以及预约赴港澳个人旅游签注。记者通过深圳公安微信公众号预约出入境业务发现，1月11日至1月18日，绝大部分出入境大厅的预约名额已满。

　　“我们中午都不休息了，连轴办理业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现场情况来看，办理人数和申请预约量均已接近疫情前水平。线上预约渠道拥挤，市民预约成功后，才能在现场取号申请签注，大概4个至5个工作日即可取证。”

　　据了解，1月10日起，深圳机场码头至澳门氹仔往返航线恢复运营。自此，每日往返两地航班恢复至4班。同时，深圳蛇口至澳门(外港和氹仔)往返航线也将做出航班调整。自1月13日起(除夕、大年初一除外)，每日往返两地航班将调整为24班，逢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将在此基础上加开4个往返航班。

　　航空业也在加速回暖，主要机场客流量大幅增加。以深圳机场为例，春运首日(1月7日)深圳机场航班量位居全国第一，1月8日单日客流量重回10万人次，客流量、航班量双双实现“开门红”。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证券日报》记者：“随着春节临近，预计深圳机场客流量与航班量还将持续攀升。为满足旅客春运出行需求，深圳机场协调航空公司加大了热门返乡航线的运力投放，加班架次约2800班。”

　　目前来看，多地提前掀起旅游“小高峰”。1月10日晚，《证券日报》记者来到大理古城，街头人潮涌动，周围商铺生意红火。某民宿老板告诉记者：“从去年12月末至今，大理古城游客数量大增，很多民宿近日出现客满的情况。”

　　大理州文旅局数据显示，1月2日至1月8日，大理机场共保障航班运输349架次，环比增长25%；旅客吞吐量达3.26万人次。

　　上市公司积极筹备

　　迎接旅游业复苏

　　事实上，去年年底至今，“旅游业复苏”一直是投资者热议的话题之一，黄山旅游、西域旅游、岭南控股、众信旅游等多家上市公司表示正在积极备战，迎接后续大批游客。

　　*ST雪发在互动易平台上表示，公司在西塘、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等地的文旅项目春节“不打烊”；宋城演艺也表示，公司各大项目预计在春节和春季期间陆续开园；出境游方面，岭南控股表示，公司出入境旅游组团业务尚未恢复；众信旅游则回应称，正时刻准备迎接旅游行业的全面恢复。

　　对此，产业经济研究咨询机构景鉴智库创始人周鸣岐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旅游业的恢复速度取决于游客消费能力。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传统旅游景区对客流量的依赖性较强，如何向中、高端文旅消费场景转型，保障公司现金流，是每家旅游公司经营管理层需要思考的问题。就目前趋势来看，已有部分景区开始向‘度假化’方向发展，周边民宿也正向休闲娱乐一体化的产业集群转变，吸引游客进行二次或多次消费，最终实现稳定收入。”

　　华泰证券分析师梅昕认为，返乡需求有望于今年春节集中释放，并带动线下聚会消费场景回暖，春节后商旅出行有望快速恢复，第二季度后将逐步进入旅游旺季，国内长线游和出境游市场有望得到进一步修复。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马丁·雅克：如果只能照搬西方模式，谈何理解中国？******

　　马丁·雅克是英国著名学者、作家。他是剑桥大学博士，并曾长期担任该校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是西方世界解读中国最著名的声音之一，他于2009年首次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全球范围内的现象级畅销书，已被翻译成15种语言。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日对话马丁·雅克。

　　马丁·雅克表示，要理解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功，必须理解中国文明的特性，要明白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他指出，西方许多人试图强行让中国接受西方人权等价值观的心态使得西方几乎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他同时建议西方国家如果真的想理解中国抗疫为何取得成功，就应该先去了解孔子的儒家思想。

　　以下为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在您看来，中国成功的根源是在于其选择的制度路径还是其独有的政治领导力？

　　马丁·雅克：我们必须在更广的维度上进行探讨，而非仅仅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领导力或政治体制的讨论。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观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展现出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强大的延续性。如果回顾中国从秦朝以来的治理模式，能够看到这中间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但一些重要的特征始终是十分相似的。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领导中国的政治力量，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中国仍然从传统社会治理中传承了许多重要的因素。

　　优秀的政治领导力无疑是一个国家所必须的。我认为从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的中国领导人都有着极为突出的政治领导力。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新的时期，已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更加严肃、更加活跃、更加积极的角色成为可能。

　　中国的体制极其成功地打造了一支富有才干的领导团队和一群治理人才。从历史的尺度来看，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政府出色地完成了其使命。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政党的自我革新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西方一直对中国共产党颇有微词，然而让我们直面现实吧——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领导层的表现远远好于同时期的美国领导层。

资料图：上海外滩，游客欣赏“永远跟党走”光影秀。殷立勤摄

　　彭大伟：当美军仓惶撤离时，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军在阿富汗的使命从来不是“国家构建”(nation building)。中国是否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国家构建，才避免了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厄运？

　　马丁·雅克：当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疑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很可能是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时代当中最好的一个。这是站在中国漫长历史的肩膀上实现的。正是由于从中国历史中获得的智慧，中国共产党能够纠正其早期犯下的错误，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治理之道。

　　中国文明自身的特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它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

　　彭大伟：您曾提到西方理解中国抗疫模式需要先了解孔子的学说，您还提到西方对此缺乏应有的认知。能否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马丁·雅克：西方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并未真正理解中国，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西方人在成长阶段接受的教育是“西方做事情的方式是全世界其它地方学习的模范”，西方的范式比全球其它任何地方的都要优越——西方的运作方式、制度、规范……都成为了用来衡量其它国际的准绳。

　　例如，在“人权”这样的争议话题上，西方从未真正尝试着去理解中国是如何实践其人权理念的。这是由于双方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可追溯到孔子的时代。在孔子的学说中，个体不是世界的中心，人们重视的是集体，集体可以是一个家庭，也可以是范围更大的集体，一直到整个中国。只有当置身于一个集体、一个社会当中时，个体才具有意义。

资料图：南京小学生行古礼点朱砂“开笔破蒙”，孩子们在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内的孔子像前留影。泱波摄

　　在我看来，围绕人权问题的大部分争吵都是基于西方希望想将其思维模式输送给中国，而后者并未接受。这么做意味着这些人并不真正需要理解中国，因为最终他们还是会相信自己是对的、中国是错的。如果动辄就向中国喊话“你们只需要照我们的方式来”，那还谈何理解中国呢？

　　在诚实和谦虚这两方面，西方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无疑都是不及格的。(对中国抗疫方式的指责和后来围绕病毒溯源的纷争)真的都只是一种可耻的、用于分化和转移注意力的借口。

　　中国是如何取得抗疫成功的？第一，中国政府有非常好、非常清晰的抗疫策略。第二点，也是西方从未探讨过的一点，就是人的因素非常重要。中国人拥有很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团结度，这种传统深深地植入到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当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抗疫中的表现如此差劲——美国没有中国重视集体的观念。

　　彭大伟：白宫和美国共和党政客热衷于在新冠溯源等议题上攻击中国，这完全无关严肃的科学研究，而是一种将病毒作为武器的诡辩术？

　　马丁·雅克：这是一种转移视线的企图，由于美国在疫情期间表现得糟糕透顶，而中国表现得非常突出，政客们不得不出手掩盖这一事实，而这种做法已经给西方带来了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危机。美国和整个西方抗疫是如此乏善可陈，以至于他们只能一再转向病毒起源的问题。我认为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在这当中的角色是可悲的——并非每一家都是这样，但有太多政府和太多的媒体都热衷于甩锅了。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复兴的百年历程？

　　马丁·雅克：这一切成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每个中国人都为中国今天的成就作出了一份贡献。当然，要想实现这一切，就必须得有卓越的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恰好是这样一支领导力量。从1949年到1978年再到如今，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非常伟大。中国共产党在我看来是现代人类世界最成功的政治组织，而且遥遥领先其它政党。西方时常会拿苏共进行比较，但中国共产党和苏共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新、自我重塑方面做得非常好，事实上他们不仅重塑了党，也重塑了中国。执政地位不是理所当然的，政党必须与时俱进，总是着眼未来。中国文化很善于着眼未来。中国共产党传承了中国文化的这一思维特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总能带领自身和国家走出低谷。

　　邓小平的改革从经济政策上引入了市场的作用。很多人事后说这是“西化”，但恰恰相反，中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独特体制，破除了改革开放前束缚发展的要素，将自身发展融入了全球市场。改革开放对中国而言是一种极为自信的思路，因为一旦选择对外开放，中国就得和资本主义世界竞争，面对的竞争对手来自(当时)富裕得多、受教育程度高得多的西方国家。这是非常关键的决断，西方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中国能够取得成功，但是中国仍然以强大的自信选择了开放。